美国也开始了减税。本周三（9月27日），特朗普公布了“非常全面、非常详细”的税改方案，对美国中产阶层“大幅度”减税。比如，取消企业替代性最低税，将企业所得税由35%降至20%；将个人所得税税级由7档简化为3档，但最低税率不是此前公布的10%而是12%，即12%、25%和35%三档，同时表示未来可能增加适用于最高收入群体的一档。在美国减税政策的预期之下，美国三大股指纷纷高开。道琼斯指数涨0.28%，标普500指数涨0.32%，纳斯达克指数涨0.53%。债市方面，美债收益率上升；汇市方面，当日美元指数扩大涨幅，升至93.59。

特朗普的税改是有依据的。因为在2016年2月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以及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公报中已经清楚地写明：“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，保持价格稳定，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，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。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，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。”美国之外，英国首相特蕾莎?梅此前已正式批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政策，将在2020年前降至17%，并承诺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保持在二十国集团国家中最低水平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竞选时也表示，将在任期内减税200亿欧元。

在安邦咨询（ANBOUND）的研究团队看来，全球经济虽然在复苏，但整体上还是很脆弱，各大经济体如美国、欧盟、中国、日本，都在找突破的思路和办法。现在一个重要的迹象是，各大经济体除了在货币政策的调整（美国收紧，欧洲犹豫，日本坚持放松，中国维持不变）上想办法，政策重心开始转向财政政策。全球主要经济体一致转向重视财政政策，其实是因为过去实施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。货币超发不但没有拉动主要经济体的明显复苏，反而造成流动性过剩。伴随全球经济复苏缓慢，“减税”成为各国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，如果更多的国家开始减税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加入，除了对减税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之外，还会对外部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？

美国的减税政策掀起了一轮“硬财政政策”的出台，这对中国会形成政策竞争。安邦前日曾指出，尽管美国最终通过的税改方案可能达不到特朗普设想的标准，但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，美国的税改方案仍将对全球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，其“政策杠杆”效应的影响不容低估。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背景下，面对这种政策的溢出，中国自然是无法避免。资本的逐利性会驱使资本流向低税率国家，美国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税税率，将有利于吸引资本回流。此前，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如果美国真的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5%，将低于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等低税率国家或地区。再加上对美国海外利润提取回美国采取更低税率，这将促使美国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美国用于投资，从而带动经济增长。此外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，也可能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考虑美国。于是，中国必然面临较大的外在压力。

与美国相比，中国实施减税更早。2016年5月1日，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，相当于实施了减税政策。2017年4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公布了总规模约3800亿元的减税目标，李克强总理在会上告诫有关部门，当前国际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多国家都竞相发出“减税”信号，“所以我们要有‘抢跑’意识!企业埋头苦干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，政府要通过减税降费，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。”可见，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国际税收政策格局竞争加剧的问题。

除了关注中国减税的具体政策，我们还需要关注减税空间，因为最终减税的力度将取决于减税空间。抛开美国的减税规模将取决于国会预算安排不谈，中国的减税空间如何？减税空间有多大取决于财政负担的大小。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调整，减税降费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思路。不过，在转型阶段、新常态阶段，减税也是双刃剑，一方面是改革（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，累计减税近7000亿元），另一方面会对财政产生压力。2012年以来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开始显著下降，从2012年的12.8%下降到2016年的10%以下，这种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还可能成为常态。可见，内部的减税空间受到一定制约。

最终分析结论（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）：

美国以减税为主的税改，可能会在全球掀起一轮减税竞争。从外部看，中国面临的减税竞争压力尤其大；从内部看，又面临减税空间的制约。外部压力大、内部空间小，显示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。（摘自《每日金融》第4851期）